从新加坡组屋到北京共有产权房，你了解多少?

　　据统计，世界各地的房管部门都推出各类房型维护自己本国居民的居住需求。在新加坡，就有祖屋的说法，在我们看来，它类似于北京的共有产权房，然而两者有哪些不一致的地方呢?

　　北京推出共有产权房，并于9月正式引发相关管理办法，9月30日起实行，探索升级替代自主型商品房的步伐已经迈出。

　　控制定价实现确权的同时，降低进入门槛提高推出门槛，尽可能实现“房子是用来住的、不是用来炒的”，是中国推进共有产权房制度建立完善背后的决心。

　　在新加坡，“居者有其屋”的组屋奇迹，及其背后的组屋唯一提供者、隶属于国家发展局的建屋发展局(HDB)，是利用共有产权房解决房地产市场畸形发展、减少政策和市场波动的世界标杆。

　　北京未来五年将推出100万套产权类住宅，其中21.7%左右为共有产权房，预计提供1,953万平;经估算，北京市2021年常住人口规模为2,299.6万人，人均住房面积为34.7平/人，五年内总需求为10,936.9万平;故北京推出共有产权房将分流17.9%销售。

　　大量刚需和改善需求，供不应求支撑 北京房价 高居不下，需求端的限贷限购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，需要增加有效供给，匹配供需;共有产权房制度正是从供给端发力，增加产权类保障房供给，精准满足部分刚需，促进商品房市场稳定发展(供应有限，影响房价亦有限);不同类型商品房所受影响不同，小户型、刚需型所受影响相对较大，大户型、高价位高端住宅所受影响较小。

　　1960年，新加坡建立组屋制度，成立建屋发展局全面负责组屋建设。政府主导模式:无偿划拨土地，支持组屋建设;中央公积金和住房贷款制度等渠道提供充足资金来源;政府完全垄断组屋销售，以低价向中低收入核心家庭提供组屋。

　　北京人口规模和GDP水平与新加坡差别较大，难以完全依靠政府提供共有产权房，房企将是主力;新加坡组屋供给充足，满足超80%市场需求，有效控制房价，而北京共有产权房满足部分夹心层住房需求，有助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。

　　新加坡住房供应体系主要分为两类：一类是政府建设的公共组屋，另一类是私人开发商建设的中高档住宅。政府针对不同收入阶层提供不同类型住房，形成市场供给与政府保障二八占比的“双轨式”模式。

　　新加坡组屋制度较为灵活，同时通过立法严惩弄虚作假者。如1953年制定的《中央公积金法》，明确规定“对于弄虚作假骗购骗租者，会受到或罚款、或监禁、或两者兼施的惩罚”，“对于应缴未缴公积金的，不仅限期补缴，而且会加罚利息”。

　　这两大来源，一是保障HDB拥有充足土地资源，实现组屋大规模供应;二是确保HDB可以远低于私人购地价获得土地，降低组屋建设成本，为新组屋低价销售提供基础。